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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會主委人選不能誤導轉型正義的意義

司法法制委員會正在進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人事提名案的詢答,昨天我對主委提名人黃煌雄先生提出我的擔憂。

黃煌雄獲提名主委的消息曝光後,發生了許多爭議,執政黨一直以「為了促成和解,黃是最適合的人選」來辯護,送交立院的黃煌雄自傳資料也一直強調類似的論述,對於轉型正義核心工程的見解與貢獻卻相對缺乏。轉型正義的目標工程至少包括:一、真相釐清與還原,二、受難者名譽與權利的恢復及賠償,三、加害者的法律與道德責任的追究,四、體制的改革。

這樣模糊轉型正義的焦點,令人擔憂。正如同另一位促轉委員被提名人彭仁郁在回應時代力量的問卷所提及的「促轉會的出發點不應該縮限在和解vs不和解的二元對立預設上,這不僅將嚴重妨礙真相調查程序,也貶抑了公民在歷史真相調查報告出爐後辨別責任歸屬、討論適切咎責方式的的道德判斷力。」

促轉會不是扮演調解加害、被害雙方的和事佬。和解並不容易,應該奠基在真相之上,並對加害者究責、恢復受害者名譽與權利,才有可能讓受害者原諒,提供一個「和解」的可能。若盲目追求和解而息事寧人,甚至要求受害者放下,這不是轉型正義,更是再次傷害受害人。

是否有勇氣追求真相與公義,有能力踏實進行轉型正義的工作,這將是我行使促轉會人事同意權考量的重點。

youtube連結:https://youtu.be/Ul66lEPoE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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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網路平台挑戰,台灣需要前瞻性的戰略!

「面臨網路平台挑戰,台灣需要前瞻性的戰略!」 (圖為韓國歌手泫雅身穿閃靈T恤。延伸性商品在影視音產業越來越重要。) 今天教文委員會針對OTT、影視網路平台的發展與因應,質詢文化部鄭麗君部長。日前,玫瑰唱片行最後一家分店的關閉,身為音樂人,回顧這十多年來,音樂產業從卡帶、CD,到P2P、mp3下載服務、串流平台,加上跨界與延伸性商品越來越多樣,急速的變化,實在有許多感觸。近兩年影視產業開始談數位平台的興起,其實音樂產業在十幾年前已面臨了相同的挑戰,並經歷了許多變革、轉型與整合。 還記得,當年音樂平台如雨後春筍般誕生,沒過幾年開始泡沫化,開始倒閉、整合、併購。這個過程中,許多歌手、創作者、作品的權益都被忽略。未來,影視網路平台同樣要面臨一樣的問題,只是,這一次政府應該要有所警惕,提早規劃因應。因此,我要求文化部應調查過去音樂產業的數位化轉型,曾經有哪些衝擊、錯失哪些時機、錯置哪些資源、忽略哪些應被保障的權益。並評估音樂產業與影視產業的異同,做為借鏡、擬定有前瞻性的政策。 另外,文化部在整理各國政府的政策時,往往只列出優點,卻忽略其中弊病的整理。如韓國政府支持了少數大財閥來發展娛樂產業,卻導致許多藝人、表演者、基層從業人員受到嚴重的剝削。而芬蘭等北歐國家,則是以廣角多元的模式,扶植中小型產業,但也有其規模的侷限。別的國家比我們早開始重視影視音的文化產業,有值得學習、也有值得警惕之處,文化部應該要做精準分析,才能確知台灣適合發展的方向,並避免重蹈其他國家的覆轍。 最後,我則提醒,國際發展很重要,但並不是出了台灣就可直接面對七十億的全球市場。台灣必須要先分析不同國家區域市場的特性,規劃不同階段的戰略目標,針對適合的目標市場、循序漸進,才能穩健的向外拓展。日前我在總質詢時,林全院長公開允諾,強調文化產業是國家戰略產業;而我相信,必須要有基層從業人員與創作者的觀點,重視與反省產業過去的經驗,並腳踏實地勾勒不同階段的戰略目標,才能事半功倍。

財政部將基本權益還給人民!

財政部公布將修正基本生活費的計算方式,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排除在基本生活計算之外。上班族將因此減輕負擔。 去年十月我就曾針對這個議題質詢財政部。因為薪資特別扣除額屬於「成本費用」,和基本生活費的定義不同,政府將其納入基本生活費的計算,根本是把民眾的權益吃掉,要求財政部必須檢討。 現在財政部終於要修正。簡而言之,上班族將因此減輕負擔,受惠的民眾從原本21萬戶大幅提高到149萬戶。若以雙薪四口之家為例,在不考慮其他扣除額的情況下,民眾將可以扣除9.2萬的基本生活費用,大為減輕賦稅負擔。 【相關新聞:基本生活費排除薪資特別扣除額 149萬戶受惠】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9030054-1.aspx 【去年質詢影片:財政部吃掉納稅者權利】 https://www.facebook.com/limfreddy/videos/711361369075097

應檢討所得稅中的扣除額,保障上班族權益

去年大法官745號解釋,宣告現行所得稅法中,薪資所得無法按實際金額減除費用,這是違憲的。因為薪資所得被規定只能最高減除20萬的費用,若超出20萬即無法減除;但其他諸如執行業務所得皆可按實際費用減除,顯然是對於薪資所得者有差別待遇。簡單講,前述的所得稅法規定對領薪水的上班族相當不公平,而且違憲。 最近財政部終於公布研究報告,近日將正式提出修法。這點我相當認同,也希望財政部不要再拖延。同時,在修法過程中,也應該一起把影響上班族權益很大的「標準扣除或列舉扣除」以及「特別扣除」一起檢討。 目前綜合所得稅的計算方式為: 課稅所得=年度總所得-免稅額-(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例如薪資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課稅所得X稅率=應納稅額 「免稅額」,其意義是給予人民最低生存的保障。 「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是超出最低生存保障之外的生活必要支出,例如保險費、房屋租金等。(類似某些歐美國家稅法所定義的「特別支出」。) 「特別扣除額」,則是不同納稅義務人,彼此間的財產、婚姻等的租稅負擔能力皆相同,但基於某些特殊因素,造成某些納稅義務人的實際所得較少,所應扣除的額度,例如身心障礙扣除額。(類似某些歐美國家所稱的「非常性之負擔」) 從上述列出三者的差別後,就會發現台灣的扣除額有許多不合理的安排。例如,捐贈、政治獻金、災害損失,竟被放在生活必要支出的「列舉扣除額」。而薪資特別扣除額及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應屬於成本費用或虧損,計算所得本應予以減除。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與學前幼兒特別扣除額,屬於生活必要支出。還有前述的災害損失,屬於特殊原因,造成納稅義務人實際所得下降,應該放在「特別扣除額」。此外,列舉扣除額中的捐贈、政治獻金,以及特別扣額中的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應當是屬於租稅優惠,和免稅額與扣除額在談的量能課稅原則無關。 將扣除額定義清楚、分門別類,才能扣好好地梳理應該要給予上班族的保障,而避免在模糊不清的規範中,總是被忽略了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