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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與轉型正義公聽會

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高潞以用委員及徐永明委員於今(19日)在立法院召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與轉型正義公聽會」,邀請文化部及各領域專家學者謝文貴建築師、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蘇慧婕及台大社會所助理教授李明璁出席,分別從國外經驗,共同參討中正紀念堂存廢或轉型的問題。

立委林昶佐表示,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問題一直是轉型正義重要的一環。去年二二八鄭麗君文化部長宣布要轉型中正紀念堂,各界都有所盼望,不應該崇拜權威人物獨裁者,這點應該沒有疑義,只剩下空間轉化的方向問題。也期待文化部能儘快提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草案》,屆時林昶佐也將提出對案希望一同審議。高潞以用也表示討論歷史人物的功過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轉型正義包其實是長期的社會正義工程,並非可以立竿見影,很多矛盾跟痛苦都會需要被攤開來。很高興現在這個社會對轉型正義是有共識的。

 

台北市政府顧問謝文貴表示自己是以建築師的身份來討論空間轉型正義的議題。謝文貴說,中正紀念堂是中國宮廷式建築,就建築層面的表達而言,有接續過去中國政治文化道統的意味,其實這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的強加;中正紀念堂堂體本身則是仿壇體的型態,是神格化的政權象徵。國家音樂廳跟國家歌劇院是仿效北京紫禁城的太平殿保和殿,在台灣地景再現中國,這些東西都是中國國民黨的遺緒。

 

他指出,建築是很難直接指涉的,不像雕像、銅像,例如總統府的功能也被我們保留了,雖然它是日治時期的統治象徵;但中正紀念堂卻不一樣,它是一個直接指涉個人、權威的建築,崇拜的廟堂是很難轉換性質的,名稱如果改了,內容應該也要跟著改。例如德國會保留舊建築並且拿來使用,但會把符號拿掉,意味著「對於過去的克服」。德國轉型正義工作有一整套標準-揭發真相、承認事實、表達歉意、彌補受害者、防範傷害的措施,是我們可以參考的方向。中正紀念堂的名稱、內容該如何被重塑是值得討論的,但是要去改變它的性格、重新設計讓它變好用,並且維持住這個地方的功能性。

 

例如希特勒位在柏林的總理廳於二戰時被炸毀,德國人沒有修復總理廳,但是將留下來的殘餘大理石與其他建材供其他建築使用。中正紀念堂的的建築結構很強、規格很高但是空間不好使用。蔣介石的銅像也可以融掉成一個歷史文字說明碑,不需去評它的功過,只要真實呈現所有的歷史事件即可,被愚弄的歷史也是需要被呈現的,即便不堪也要反省。中正紀念堂的廳可以保留,展示對照的歷史,讓人民自己去評論。

 

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則是從韓國光州的歷史經驗來討論台灣的轉型正義。韓國的語境裏面沒有轉型正義,類似的概念是「過去清算(導正歷史)」,意即針對歷史及事件,而非針對特定人物來檢討歷史。顏思妤以血腥鎮壓者全斗煥紀念空間的爭議為例,建議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應以事件為本,而非凸顯特定政治人物的事蹟,並且轉型正義相關事項的預算應該都要公開讓人民知道。

 

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蘇慧婕以法學角度討論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她表示,這個建築物很明顯是著政治地景,也是個歷史地景。但有個概念需要釐清,轉型正義要做的並非改變歷史,而是從此刻的憲政體制重新評價、分析、展示過去的歷史。歷史的紀念地景,國家透過要不要拆紀念堂這件事情,代表著國家要對蔣中正做出什麼評價。而在民主憲政法治底下,顯然現在的中正紀念堂是不符合當前的法意識的。

 

李明璁則表示中正紀念堂內部空間的設計跟現在的法治設計不相容,現在的法治與中正紀念堂裡面的人治色彩是不相容的,主張建物應該要部分增建或拆除,改變建築的視覺核心軸線。例如巴黎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則成功轉移羅浮宮的原有的象徵。 李明璁也建議,中正紀念堂的部分增建或拆除應該要以國際競圖的方式徵件,一方面要向國際宣傳,一方面也希望台灣轉型正義可以受到國際的討論與矚目。

 

國家人權館籌備處黃龍興組長則說明不義遺址的調查以兩個區塊處理-加害者以及以及紀念受害者的場域,希望未來能找專家學者把不義遺址定義出來。就目前的調查方法來看,中正紀念堂不算是不義遺址,而是後世所建立的威權象徵。

 

最後,文化部藝術發展司張惠君副司長表示會把今天所有的發言都帶回去討論,希望能夠逐步凝聚社會共識。立委林昶佐則表示希望文化部還是要有所實現,明年二二八如果跟今年一樣只能用閉館的方式處裡的話,等於是毫無進度。對此,張惠君副司長則回覆:「不會到明年二二八都沒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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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解決軍冤與不當處遇問題

今天我與洪慈庸委員合辦了「軍中冤案與不當處遇平反特別條例公聽會」,包含顧立雄委員、蔡易餘委員及軍冤家屬李正大先生、賴景豐先生、蘇心安先生、陳碧娥女士、專家學者胡博硯老師、邱顯智律師、薛欽峰律師皆有出席,一起與國防部、法務部和司法院代表商討參議。 洪仲丘事件,揭示了長期以來軍中權力不對等、資訊不明的弊端,軍中人權被忽視,國防部成了國防布。儘管事後行政院有成立「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但因不是常設機構,加上無法突破法律時效,發揮效用不大。公聽會中,我感受到家屬們沈重的傷痛和控訴,軍冤案件迷霧重重,人民被迫經歷家庭破碎,卻始終帶著許多問號,無法得知真相。 《軍中冤案與不當處遇平反特別條例》即是為了解決此問題而展開。我認為,軍冤是國家違法的事情,和一般個人刑事案件某程度不能等同看待。再者,一般刑事案件,是否能公平審判已是疑問,其開啟再審或非常上訴還十分困難,這種處境下,更何況資訊極度不公開、權力高度不對等的軍隊?因此,行政院或國防部下設一個獨立且具調查權的常設委員會有其必要,這也是來自專家學者們的建議。 現場我也呼籲國防部、法務部、司法院,希望政府機關能先放下武裝防衛,倘若對現場專家學者建議的立法方向有疑慮,也應該主動提出建議改善的方案,同心協力,把這樣攸關民眾權益的重大問題,作伙來解決!

【中正獨裁佗位去 10】S-21 集中營

【中正獨裁佗位去 10】S-21 集中營(Security Prison 21) 紅色高棉,又稱為赤柬。1975年,柬埔寨共產黨推翻了高棉共和國,取得柬埔寨政權,開始實行非常極端的專制統治。赤柬政權統治了不到四年的時間,就造成了200萬的柬埔寨人死於屠殺、破遷、勞改或大飢荒,幾乎是二十世紀最血腥暴力的災難。 S-21 集中營原來是一所高中,1975年被赤柬改造成集中營和處決中心。四周布滿了帶有高壓電的鐵絲網。被關進集中營的人大約只能活兩、三個月,動不動就被毒打、虐待或強姦,連睡覺都必須被銬著。然後會以極刑逼迫他們認罪,承認自己通敵叛國,並必須供出同夥,最後他們會被帶到處決中心殺害。赤柬政權對內部的「純潔」要求也非常極端,因此共產黨內部的人員甚至是高官,也常常被抓到集中營審問、處死。集中營部分的守衛,甚至還是從犯人的孩子裡選出來的,經過嚴厲的訓練和洗腦,成為了冷酷無情的衛兵。以上個種種,可以想見赤柬政權的偏激與瘋狂,短短三年多,有超過15000人被關押進集中營內,而得以倖存下來的,只有七個人。 1979年,集中營被越南軍隊發現並將之公諸於世。隨後集中營被改成博物館對外開放,紀念被紅色高棉高壓統治下受迫害的人們。該址現在叫做吐斯廉屠殺博物館(TuolSleng Genocide Museum),Tuol Sleng的意思是有毒的高地,也可以解讀成「堆屍陵」。博物館幾乎保持著原貌,包括格局、刑具和四處可見的血跡。而倖存的七人中,還有三名仍在世,也在博物館內訴說著自己夢魘般的遭遇。而當年S-21的負責人康克由,於1999年因協助赤柬屠殺而被捕,由聯合國與柬埔寨共同組成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指控其犯下反人類罪、戰爭罪和謀殺罪,於2010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圖為集中營的紀錄片電影《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

終戰紀念日,重新找回被消失的記憶

七十幾年前的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戰火遍佈最廣、傷亡最慘重的戰爭。戰後,世界許多國家將戰地轉為和平祈念公園,設置紀念碑,悼念親人與亡者,警惕戰爭的可怕。也將那段慘痛的歷史,以文學、音樂、電影等許多創作方式來紀錄著一代代子孫的追思與反省,至今仍未停歇。 然而,戰後盟軍派國民黨來台統治,長年掩蓋台灣人在二次大戰的歷史,台灣在二次大戰的世界史中儼然蒸發。 台灣日治時期,隨著二次大戰爆發,台灣青年也被徵召參戰,台籍日本兵總數約廿多萬人,其中有多達五萬人陣亡、失蹤,亦有173人被盟軍以戰犯罪被判刑。不只是出征作戰傷亡慘重,本島遭受到以美軍為首的盟軍多次的轟炸,也造成了上萬人傷亡、數萬人無家可歸。 今天台灣教授協會舉辦記者會,希望能呼籲政府應該設置國家級的紀念公園、慰靈碑。我全力支持,也在記者會上建議,若能設置這樣的紀念碑,可以考慮華山公園。現在的華山公園是日治時期的樺山車站,周邊當年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是軍服、帽子、軍靴等軍需品的生產中心,並從樺山車站運補到全台各地、各港口。華山是台北的重要歷史場域,週末假日親子在華山公園遊憩之餘,也能遙想當年的親族、追思先人,是很適合寓教於樂的場所。 雖然台灣比其他國家晚了七十幾年,但我相信在民主化的現代台灣,該是時候重新找回我們被遺忘的記憶、反省戰爭,成為有歷史感的台灣人,以此為基礎,一起建構台灣美好、和平的未來吧。 (照片據悉為日治時期臺北樺山站的照片,位於今北平東路與林森南北路口,轉自日本時代臺灣文史再興會社Chang Yo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