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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態度與模式,推動參與WHO的工作

關於台灣至今未收到今年WHA世界衛生大會邀請函,今天我在時代力量黨團記者會表達了我的看法。去年WHA邀請函以扭曲《聯合國2758決議文》的方式來打壓台灣,政府並未強硬反駁;到了WHA會議現場,友邦以「台灣」來稱呼我們,我們自己的代表卻仍自我矮化以「中華台北」來自稱。這樣的自我限縮,並未換得我們能持續出席WHA的保證;一年來,中國的打壓也沒有因為台灣的自我限縮而鬆手。因此,政府應該要審慎檢討,如此自我設限,是否真能確保台灣的國際空間。

尤其昨天衛福部表示,雖然已過WHA報名時間,但去年也是透過特殊方式重啟報名得以參與。這種說法簡直把打壓台灣的非正常模式當成習慣!我們怎能把被打壓當成習慣?這絕非國際社會一份子應該要受到的待遇。衛福部不但沒有強力抗議、譴責中國,甚至幫忙找藉口,這完全讓人無法接受。

今年台灣爭取出席WHA,已獲得包括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英國等多國公開向WHO要求讓台灣持續參與WHA。政府應持續強化跟這些國家的穩定友好的關係,隨著WHO新任的總幹事選舉來臨,展開新一波的遊說工作,不再自我限制,用自信的新態度,推動台灣能公平參與,捍衛人民的國際權益,並貢獻我們的醫療與防疫能力。

(圖片引用自WHO)

即時動態 Issue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與轉型正義公聽會

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高潞以用委員及徐永明委員於今(19日)在立法院召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與轉型正義公聽會」,邀請文化部及各領域專家學者謝文貴建築師、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蘇慧婕及台大社會所助理教授李明璁出席,分別從國外經驗,共同參討中正紀念堂存廢或轉型的問題。 立委林昶佐表示,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問題一直是轉型正義重要的一環。去年二二八鄭麗君文化部長宣布要轉型中正紀念堂,各界都有所盼望,不應該崇拜權威人物獨裁者,這點應該沒有疑義,只剩下空間轉化的方向問題。也期待文化部能儘快提出《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草案》,屆時林昶佐也將提出對案希望一同審議。高潞以用也表示討論歷史人物的功過也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轉型正義包其實是長期的社會正義工程,並非可以立竿見影,很多矛盾跟痛苦都會需要被攤開來。很高興現在這個社會對轉型正義是有共識的。 台北市政府顧問謝文貴表示自己是以建築師的身份來討論空間轉型正義的議題。謝文貴說,中正紀念堂是中國宮廷式建築,就建築層面的表達而言,有接續過去中國政治文化道統的意味,其實這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的強加;中正紀念堂堂體本身則是仿壇體的型態,是神格化的政權象徵。國家音樂廳跟國家歌劇院是仿效北京紫禁城的太平殿保和殿,在台灣地景再現中國,這些東西都是中國國民黨的遺緒。 他指出,建築是很難直接指涉的,不像雕像、銅像,例如總統府的功能也被我們保留了,雖然它是日治時期的統治象徵;但中正紀念堂卻不一樣,它是一個直接指涉個人、權威的建築,崇拜的廟堂是很難轉換性質的,名稱如果改了,內容應該也要跟著改。例如德國會保留舊建築並且拿來使用,但會把符號拿掉,意味著「對於過去的克服」。德國轉型正義工作有一整套標準-揭發真相、承認事實、表達歉意、彌補受害者、防範傷害的措施,是我們可以參考的方向。中正紀念堂的名稱、內容該如何被重塑是值得討論的,但是要去改變它的性格、重新設計讓它變好用,並且維持住這個地方的功能性。 例如希特勒位在柏林的總理廳於二戰時被炸毀,德國人沒有修復總理廳,但是將留下來的殘餘大理石與其他建材供其他建築使用。中正紀念堂的的建築結構很強、規格很高但是空間不好使用。蔣介石的銅像也可以融掉成一個歷史文字說明碑,不需去評它的功過,只要真實呈現所有的歷史事件即可,被愚弄的歷史也是需要被呈現的,即便不堪也要反省。中正紀念堂的廳可以保留,展示對照的歷史,讓人民自己去評論。 台灣人權促進會辦公室主任顏思妤則是從韓國光州的歷史經驗來討論台灣的轉型正義。韓國的語境裏面沒有轉型正義,類似的概念是「過去清算(導正歷史)」,意即針對歷史及事件,而非針對特定人物來檢討歷史。顏思妤以血腥鎮壓者全斗煥紀念空間的爭議為例,建議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應以事件為本,而非凸顯特定政治人物的事蹟,並且轉型正義相關事項的預算應該都要公開讓人民知道。 中研院歐美所助研究員蘇慧婕以法學角度討論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她表示,這個建築物很明顯是著政治地景,也是個歷史地景。但有個概念需要釐清,轉型正義要做的並非改變歷史,而是從此刻的憲政體制重新評價、分析、展示過去的歷史。歷史的紀念地景,國家透過要不要拆紀念堂這件事情,代表著國家要對蔣中正做出什麼評價。而在民主憲政法治底下,顯然現在的中正紀念堂是不符合當前的法意識的。 李明璁則表示中正紀念堂內部空間的設計跟現在的法治設計不相容,現在的法治與中正紀念堂裡面的人治色彩是不相容的,主張建物應該要部分增建或拆除,改變建築的視覺核心軸線。例如巴黎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則成功轉移羅浮宮的原有的象徵。 李明璁也建議,中正紀念堂的部分增建或拆除應該要以國際競圖的方式徵件,一方面要向國際宣傳,一方面也希望台灣轉型正義可以受到國際的討論與矚目。 國家人權館籌備處黃龍興組長則說明不義遺址的調查以兩個區塊處理-加害者以及以及紀念受害者的場域,希望未來能找專家學者把不義遺址定義出來。就目前的調查方法來看,中正紀念堂不算是不義遺址,而是後世所建立的威權象徵。 最後,文化部藝術發展司張惠君副司長表示會把今天所有的發言都帶回去討論,希望能夠逐步凝聚社會共識。立委林昶佐則表示希望文化部還是要有所實現,明年二二八如果跟今年一樣只能用閉館的方式處裡的話,等於是毫無進度。對此,張惠君副司長則回覆:「不會到明年二二八都沒進展」。

時代力量 幸福稅改-請關注明日財委會審查

今天財政部提供了各版本稅收損失的評估。時代力量版本稅收增加384億元,行政院版小幅損失69億元,國民黨版將竟造成稅收大幅減少833億元。 現在政府財政已入不敷出,每年約需舉債1千億元,累積高達5兆3千億元的的負債,為了這些負債每年需支付的利息高達1千億元,國民黨還要擴大負債,是在開玩笑嗎? 時代力量的版本,將增加稅收。政府稅收增加,才能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像是公共住宅、托育補助、降低學費等,大家的生活壓力才能減輕,年輕人才有未來。

【中正獨裁佗位去 15】史塔西監控檔案保衛戰

【中正獨裁佗位去 15】「自己案底自己救!」史塔西監控檔案保衛戰 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MfS),簡稱「史塔西」(Stasi),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的國家安全及情報機構。史塔西被認作當時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報和秘密警察機構之一。 史塔西的格言是「黨的劍與盾」,口號則是「我們無處不在」,如同這兩句話,史塔西的主要任務是對國內的政治偵防與打擊反對勢力,具體來說包括蒐集情報、監聽監視、操控媒體、鎮壓與刑求異議人士等,相當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總和調查局等情治單位的總和。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史塔西透過廣泛、細密、有效的組織工作,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從上至下,層層預防,對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權穩定的言行實行全面監督。可以說,在東德生活,沒有一塊空間是史塔西不能間接、或者直接參與的。其監聽設備從紐扣、水壺,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鋼筆,無孔不入。 根據統計,直至1989年解散前,史塔西在全國總計有九萬多名正式職員,線人高達五十萬人,若將臨時線人也計算在內,則總人數可能高達兩百萬人,當年東德全數人口一千八百萬人中有六百萬被納入秘密監視之列,這個數字也就是說,在當時,每九個東德人中便有一人為史塔西工作,每三個人之中便有一人遭到監控,史塔西可能是你的鄰居、好友、親戚、同事、上司、老師、同學,你的朋友就是史塔西、史塔西就是你的朋友,在八零年代,平均每天都有八人遭到史塔西逮捕,許多人就此此消失。 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牆被推倒的一個月之後,東德埃爾福特市的一棟政府辦公大樓樓頂冒出了陣陣黑煙,這棟大樓正是當地史塔西的辦公大樓。顯然這個龐大的秘密機構已經預感到危險即將降臨,因此急於銷毀總部和地方各局的秘密檔案。火光引起了途徑此處的一位女醫生的注意,她迅速意識到這樣的情形意味著甚麼,憑著勇氣與正義感,她與趕來的市民們赤手空拳的衝進了史塔西大樓,強行接管了正在被銷毀的秘密檔案。 搶救史塔西檔案的行動迅速蔓延至柏林與全國各地,1990年1月15日,成千上萬的市民衝進了柏林史塔西總部大樓,他們看見的是推擠如山的碎紙——這些來不及焚燒或者投入粉碎機的海量檔案僅憑人手被撕成碎片,裝滿了足足一萬六千個麻袋,大樓內所有的碎紙機都因為過度使用而陷入故障。除此之外,仍有四千萬張的索引卡和排起來可以超過一百多公里長的文件來不及銷毀,被市民完整接收。 「那晚有上千人在國安部門口示威,每個人都知道史塔西正全力忙著銷毀檔案,所以,大家衝進去的時候第一個念頭,都是無論如何要把獨裁的證據保留下來。」曾參與佔領檔案局行動的工程師邁爾(Heinz Meier)事後回憶道。 兩德統一後,國會通過《史塔西檔案法》,明確規範檔案的用途和調閱方式。依此法成立的史塔西檔案局、全名:「聯邦政府委託管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局 」,目前有一千六百名員工,年度預算新台幣四十億元,運作至今超過二十年,申請調閱自己案底的民眾已經超過三百萬人。 雖然經過數十年來的努力,最高曾同時雇用超過三千人協助整理,當年被撕碎的一萬六千袋卷宗如今仍只還原了五百袋,約一百二十萬張文件,還不到總數的百分之三,不過幸好我們知道,真相會一直在那,沒有人可以將真相從我們之中消滅。